略论香港的“社区词”

——兼评《香港社区词词典》

詹伯慧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2）

提要  本文论述汉语词汇中一个新的概念——社区词。文章界定社区词是反映不同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特殊词语。在方言地区，社区词和一般方言词交织在一起，构成方言中有别于共同语及其他方言的词语。但社区词和一般方言词是可以有区别的。香港粤方言中既有大量的一般粤方言词，也有不少属于香港地区特有的香港社区词。文章剖析了香港社区词的方方面面，并评介了第一部记录香港社区词的词典，认为这是一部阐发一种词汇新理念的词典，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关键词 香港  粤语  方言词  社区词

       香港是个语文应用多元化的现代化社会，日常使用的语言种类繁多，除了作为主流交际语“三语两文”中的粤语（香港人习惯叫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外，人们在市井中还常常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方音：有说潮州话的，有说闽南话的，有说客家话的，有说上海话的，有说海南话的，……，此外，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还居住着数以万计的非华裔族群，他们也各自说着自己的母语：印度语、巴基斯坦语、孟加拉语、阿拉伯语、印尼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人数最多、社会通行率最高的粤语中，存在着许多令人瞩目的语言现象，跟其他地方的粤语（广东、广西）有相当的差别，特别是在词汇方面，由于香港社会历史背景特殊，而当今社会发展又特别急速，新词新语不断涌现，更使得香港粤语常有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其中尤为突出的，要算所谓“社区词”的层出不穷了。

       说起这“社区词”，人们首先会想到大家比较熟悉的“方言词”来。通常我们把只在某个方言中通行的、有别于民族共同语的词语视为方言词。这其实是“狭义”的方言词；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即使跟其他方言相同，跟民族共同语也毫无差别的词（语），只要是出现在这个方言的词库中，就该算是这个方言的词语，自然可以编入这个方言的词典中。李荣先生主编的42卷《现代汉语方言词典》，每一卷所收词条都有七八千，就都是兼收与众不同的词（语）和并非独有的共同语词，是广义的《方言词典》。粤方言是通行地域较广、使用人口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一种“强势方言”，在它那丰富多彩的词汇中，就包含有各式各样本方言特有的方言词语。一些专门汇集这类属于粤方言特有词语的辞书，收词的数目少的三四千个，多的达到五六千个甚至七八千个。就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几部冠以“香港”字眼的粤语词典来看，收词较多的是郑定欧编的《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有大约8000条；收词较少的是吴开斌于九十年代初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香港话词典》，有4000条（1997年2版）；而最具香港特色的《港式广州话词典》（张励妍、倪列怀编著，万里书店，1997）收录的粤方言词语则有7000多个，编者还特别说明其中香港地区独有的粤语词约2000个。这许许多多粤语的词典，包括上述几本以外其他几部有影响的粤语词典，如早期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话方言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上个世纪末白宛如的《广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麦耘、谭步云的《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等等，这些动辄好几千词条的方言词典，所收词（语）到底是不是都属于与众不同的方言词，也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狭义方言词”呢？这些方言词是些什么样的内容？又是怎样产生的？这类疑问难免会在读者脑子里盘旋。面对这一现实，解答这类质疑，就成了粤语研究者和粤语使用者常常议论的话题，“社区词”的概念正是近十多年来在方言词的议论纷纷中被提出来的。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是一种紧扣现代社会脉搏、和现代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语言现象。它突破了长期形成的汉语词汇结构的格局，给汉语词汇的研究和应用注入了新的内容。认同“社区词”的学者，把“社区词”和方言词、古语词、外来词等同列为语言词汇总构架中的组成部分。“社区词”的出现正是词汇紧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具体体现。没有不同“社区”这一新型社会组合体的普遍存在，自然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反映不同社区生活的特殊词语产生。而这些植根于不同社区的居民中，反映不同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词语，显然跟一般植根于方言地区，反映地域性特征的方言词语是不完全等同的。由此可见，不同地区的社会语言生活中，既会有方言词出现，也会有“社区词”出现，一方面是：出现在方言地区的社区词可以同方言词一起作为方言中的特有词语，社区词跟方言词交织在一块儿，往往难分彼此。一般收录地方方言的方言词典，包括前面举出的那些影响较大的粤方言词典，都把可以归入“社区词”的词语都一股脑儿认作方言词汇集到一块儿来。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因为即使“社区词”这一新概念在语言学界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大家对此已有共识，也并不意味着“社区词”概念的出现必然造成方言词概念的缩小，形成“社区词非从方言词剥离开来不可”的后果。承认并支持“社区词”的人，仍然可能认为在方言的词汇架构中，方言词是个大的组成成分，而社区词只属于方言词中比较特殊的一部分。或根本就和方言词合二为一，是同一事物的两副面孔。举例来说，当今香港粤语中一些常用的词语，如反映香港特区居民中特殊人群的“菲佣”、“印佣”等词，以至于曾经流行一时的“太空人”和此前有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船民”这样的词，应该称得上是香港地区的“社区词”，但从粤语地区以外的人看来，它们又何尝不是香港粤语方言词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社区词”既然与方言词不能等同，也就不一定只出现在某一个方言中，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也有可能被作为新词新语吸收到民族共同语中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的新词新语产生。在这些进入“社会通用语”——普通话中来的新成员中，就有不少是原属某方言区的“社区词”。因此，从词汇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角度看，方言地区的“社区词”往往是跟方言词一样，在一定条件下被吸收到“社会通用语”中来的。只要通行在方言地区的某些“社区词”所反映的特定事物已突破该方言区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出现，该方言的“社区词”就有可能进入“社会通用语”。从“社会通用语”（普通话）词汇构成与发展的角度出发，从方言里吸收过来的新词新语，一般总是笼统地视作“来自方言”，也就不去细究哪些是方言中的“社区词”了。因此，我们认为，方言词与“社区词”的区分，只是在剖析方言地区特有词汇、考虑方言词汇的架构时才发挥作用，进入“社会通用语”这个层面，人们在认识词汇的架构时，往往会比较注意所出现的新词新语有哪些来自方言地区，至于已被确认来自方言地区的新词新语，是否该看作“社区词”，那就让研究方言词汇的学者去斟酌了。当某些原先只在一定地域内出现的“社区词”已进入“社会通用语”（普通话），并在全国范围内通行时，这个“社区词”自然已被确认为“社会通用语”中的新词新语，甚或有可能进一步被吸收到不断跟进词汇发展的权威辞书《现代汉语词典》中来，而不再仅仅是某方言区独用的“社区词”了。对新词新语进行分析整理，并探讨其规范问题，那是研究“社会通用语”词汇发展的重要课题，已经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方言词与“社区词”的问题了。因此，我们还是认为，在方言词汇的研究中，对其中的一般方言词和特殊的“社区词”进行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在研究取得成果，能够明确一般方言词和方言“社区词”的差别，并有把握指明哪些词（语）该是“社区词”）的前提下，编纂一部某方言的《社区词词典》，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放到比方言区更大的范围内——从整个汉语词汇系统来考虑时，在汉语“社会通用语”的层面上，方言区的“社区词”跟一般方言词自然就会被一概作为方言词来看待，也不存在混淆不混淆的问题了。例如在香港的特有词语中，有一大批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语词，如楼盘、楼花、楼面、楼龄、楼市、楼契、供楼、交楼、烂尾楼、二手楼等等，这些在香港语言词汇中被视为“社区词”的，当其中某些词随着内地房地产业的兴起而被吸收到“社会通用语”中来时，从“社会通用语”新词新语的来源上说，很可能就会视作源自香港的粤方言词。也有比较特别的情况，拿新加坡来说，有着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华人，他们说着各种汉语方言，代代相传。可是，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在华人中推行等同于中国普通话的“华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新加坡华语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新加坡社会的华语词汇，并不属于新加坡某一汉语方言所专有的方言词，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华语中也都没有出现，这类词语就不能说是新加坡某种华语方言的“社区词”，而只能说是整个新加坡华族通用语——“华语”的“社区词”了。到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新加坡到处可见“组屋”，它相当于香港的“公屋”；还有新加坡到处可见“巴剎”，它相当于香港的“街市”；出租汽车新加坡华人称之为“德士”，它相当于香港的“的士”，如此等等，我们不妨就把这类新加坡华语的词（语）看作是与众不同的新加坡华语的“社区词”，这种“社区词”体现了新加坡华语（相当于我们的普通话）的特色，它不属于新加坡各种华人方言，就不会像香港那样，“社区词”跟方言交织在一起，混淆难分。此前受聘新加坡联合报业集团的汪惠迪先生曾经编纂过新加坡华语词典，其中就录入不少属于新加坡华人社区使用的新加坡华语“社区词”。让我们回过头再来面对香港的现实状况吧！既然香港大量的方言词和社区词经常交织在一起，不容易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来，我看也就没有必要非要在两者间划上一条鸿沟不可。同一个词既可视为方言词也可视为“社区词”，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切入来认识：从不同地域性出发来看，某词可认为是方言词，但从不同的社会性出发来看，这同一个词又可能被认为是“社区词”。例如通用汉语中有“住宅小区”（或称居民小区）这种叫法，在香港则有“屋村”一词，从不同地域方言的角度来看，“屋村”相当于内地城镇中居民居住的“小区”，可说是香港的粤语方言词；但是，从特殊的社会背景来考察香港出现的“屋村’”一词，它又应该可以算是“社区词”了。和“屋村”相似的还有“公屋”、“居屋”、“私人楼宇”等系列词语。可以说，典型的方言词反映语词的地域性特征，典型的“社区词”反映语词的社会性特征。在词汇比较丰富的方言中，往往并存着一些典型的方言词和一些典型的“社区词”，共同组成独特的方言词汇体系，因此，对一个方言的词汇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有必要同时关注该方言词汇中的方言词和“社区词”，只有两者兼顾，弄清两者的特性和关系，才能把该方言的词汇特征较全面的展示出来。就香港这个语言情况复杂的粤方言通行地区来说，在审视其与众不同的语言现象时，引入“社区词”这样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概念，我看是有必要的。

       据我所知，较早提出“社区词”概念并加以理论上阐述的是香港学者田小琳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她就从香港的语言实际出发，认真考察、剖析社会上形形色色与众不同的词语时，发现其中源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不同和使用语言者社会背景、心理感受的差异而形成的一些流通于一定社区人群中的语词，有别于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能接触到的方言词，她感到这部分词语不宜于笼统地说是香港方言词，有必要另立一类。经过反复思考琢磨，在1993年就正式提出“社区词”这一崭新的概念来，并且着手广泛收集、整理她心目中的香港社区词，开始对香港社区词作深入的研究，此后田教授接连写了多篇关于社区词的论文，阐述她的观点和理据，颇受语言学界的瞩目。在此基础上，她潜心编纂《香港社区词词典》，经过多年努力，如今这部反映香港社区词面貌、收词约2000条的词典终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和读者见面了。如前所述，我对她提出的社区词的概念是颇为赞赏的，但始终还是缺乏足够的感性认识，对于在粤方言词汇中哪些可以算是社区词，哪些仍然只能算是方言词，心中也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如今有了这本词典，总算有了一个依据，遇到举棋不定的时候，翻一翻田教授这本词典，把握也就大多了。应该感谢田教授，她为香港粤语词汇的研究和应用做了一件有突破性意义的好事。在这本词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典型的“社区词”，这些“社区词”都是生活在香港这个“大社区”中的民众十分熟悉的，但对于同属粤方言区的珠江三角洲民众来说，却不免感到生疏，这正好说明“社区词”不完全等同于方言词。例如：看更（大厦或公共场所的护卫员）、街市（政府兴建、管理、出租的有固定摊位供小商贩摆卖的市场）、唐楼(没有电梯的旧式楼房，一般不超过六七层，多建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居屋（政府根据“居者有其屋计划”兴建后出售给符合一定条件居民的住宅）、强积金（政府为了让雇员老有所养而强制性要求雇主和雇员按雇员工资比例缴纳的资金，类似内地的“公积金”）、车长（香港地区巴士司机的称呼）、长俸（公务员享有的退休金，退休时一次性发给的一笔款项。领取长俸后还可逐月获取按原工资一定比例发给的工资福利）、太平绅士（香港政府给那些对社会贡献良多的人的奖励性头衔，实际上就是“香港政府治安委员会委员”的称呼）、特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还有一些香港特区特有事物的叫名，如惩教处、百万行、草根阶层、勾地、生果金、综援、徙置区、沙展、社工、楼花……这许许多多的“社区词”，离开了香港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也就不容易听到了。这些“社区词”是词典的编者花了大量的心血，根据20年来香港中文报刊上的语料遴选出来，又再通过计算机网络核查了所录词语在60多种报刊上出现的频率，才最后确定下来的。编者这种孜孜求索的精神，实在值得赞赏。“社区词”毕竟是词汇学、方言学中的新事物，相关的问题还需继续研究探讨，难免也令词典的编者举棋难定，甚或偶有差错，出现纰漏，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词典中收进一些通用于整个粤语区的一般方言词：拍拖、老公、巴士、的士……之类，把它们称为社区词，有没有必要？又如一些在通用汉语中经常用到，已不属于某个方言中特有的词语，也作为香港“社区词”收进来了，如纳税人、私有化、速递公司、欠薪……等等，我看这也值得斟酌。我对“社区词”的基本态度是：既赞成在方言词汇的研究、剖析中引入“社区词”的说法，但同时也认同把方言地区的“社区词”看作同属方言总词库中与众不同、在显示方言特征中发挥作用的词语，而不把它看成是和方言词截然不同、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两类词语。《香港社区词词典》旨在建立“社区词”的理念，着重反映“社区词”有别于方言词的一面，这是很有新意的。由于“社区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它和方言词之间实际上存在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因而在《香港社区词词典》中反映出对某些词语的收录举棋难定的状况，以至于出现个别判断欠妥、有待商榷的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瑕不掩瑜，毕竟这是一本为阐发一个新理念而编纂的词典，在香港粤语词汇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我认为它是一本值得推荐的辞书，我也相信它一定会引发语言学界对“社区词”的重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